《紅星照耀中國》的永恒魅力(品味紅色經典(13))

　　一本書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又名《西行漫記》)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了解而聞名于世，并被歷史銘記。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然是人們了解現代中國的必讀書。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上海。在中國，他結識了宋慶齡和魯迅。1936年6月，斯諾和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一起沖破重重封鎖，以“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險”的勇氣，經西安抵達陜北，冒著炮火硝煙進入陜北蘇區，成為第一個到“紅色中國”采訪的西方新聞記者。“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么樣的人”“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帶著這些疑團，斯諾來到陜北蘇區。  

　　7月初，斯諾在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親自為他擬定了一份為期92天的考察蘇區日程表。7月中旬，毛澤東同志在保安縣(今志丹縣)會見斯諾。隨后，斯諾前往陜北蘇區紅軍前線部隊采訪，采訪了彭德懷、徐海東等諸多紅軍將領和普通士兵、農民。10月初，斯諾回到保安，隨后與毛澤東同志進行了10多天的談話。10月底，斯諾回到北平盔甲廠胡同13號的家中，結束了歷時近4個月的“教育兼閱歷，入學兼旅游”的采訪，開始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實事求是地記錄了他在陜北蘇區的所見所聞，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紅軍將領、士兵、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的戰斗、學習和生活。《紅星照耀中國》的核心內容是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即《毛澤東自傳》)和第五篇《長征》。這份毛澤東同志唯一親自修改的自傳，以第一人稱口述，讀來真實生動，自然親切，又撼人心魄。斯諾說：“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對于長征，斯諾認為：“這次大規模的轉移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

　　紅軍嚴明的紀律給斯諾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回憶，他花了相當篇幅記錄護衛他的“紅軍旅伴”的精彩故事：“我們走過山上的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里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4個月的采訪，斯諾懂得了紅軍的優越性在于統帥部完全有能力訓練麾下的人才，鍛造其政治信念、軍事紀律和制勝意志，“是戰斗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而且紅軍“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效仿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預旺縣紅軍前線，斯諾聆聽了一堂紅軍的“政治課”，并對在場62名紅軍戰士的成長作了分析。“紅小鬼”們的精神面貌和戰斗精神令斯諾極為欽佩，他充滿感慨地寫道：“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

　　在“紅色中國”的日日夜夜，斯諾大開眼界，徹底改變了他在“國統區”對中國的認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誠懇地寫道：“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斗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后來，他在中譯本《西行漫記》序言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的，所寫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這些對話里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樹立了非虛構寫作的光輝典范，“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