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內惡訴違背習慣國際法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奉行政治私利高于一切，漠視本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推卸責任、轉移視線，他們慫恿、縱容美國一些人挑起嫁禍于人的惡意訴訟。據美國媒體報道，共和黨人施密特以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名義向該州聯邦法院起訴，以主要來自媒體的信息為所謂證據，羅織各種匪夷所思的不實指責，企圖追究所謂“中國制造、傳播新冠病毒”的責任。此類惡訴完全違背《聯合國憲章》明載的“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與國際法院確認的“國家的司法豁免權”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等習慣國際法格格不入。

　　新冠病毒的源頭應由國際科學界合作探尋，這是無須費舌爭辯的科學戒規。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各級政府的有效組織下，全國人民同舟共濟，奮力抗疫，在較短時間內有效控制了國內疫情，取得了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重大戰略成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任何謊言和污蔑在鐵的事實面前都將被擊得粉碎。可以說，美國國內惡訴不值一駁。但針對此類披著所謂法律外衣的惡訴，有必要從國際法上予以揭露。

　　一、一國法院無權管轄他國在其本國領土上實施的任何國家行為

　　現代國際法創始人格勞秀斯在1604年撰寫的《捕獲法》中指出：“毋庸置疑，國家權力為至高無上的主權者權力，因為國家乃自給自足之集合體。欲使所有與某項爭端無關的國家達成由他們對爭端方的特定案件展開調查的某一協定，也是不可能的。”這是國際法上“國家的司法豁免權”之最初表述。主權國家之間或之上無管轄，這在國際法上是不可撼動的。常設國際法院(國際法院的前身)在1927年“荷花號案”中強調：“國際法對于國家設置的首要和最重要的限制是在沒有相反的允許規則時，一國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他國領土上行使其權力。在這一意義上，管轄當然是屬地的；一國不可在其領土以外行使該管轄權，除非依據國際慣例或公約的允許規則。”美國國際法學會前會長、《美國對外關系法重述》(第三版)首席報告人亨金教授在《國際法：政治與價值》中也表示：“國家豁免于審判和實施管轄仍是習慣國際法的一個主要內容。各國對此表示支持；它們得到了好處，卻不受約束，因為各國一般都不尋求在其國內法院起訴另一國。”“國家的司法豁免權”這一項由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習慣國際法得到2004年締結的《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的確認。鑒于該公約尚未正式生效，2012年國際法院“國家的司法豁免權案”明確：當事國之間有關“任何豁免權只有源于習慣國際法，而非條約”。

　　可見，一國法院無權管轄他國在其本國領土上實施的任何國家行為。這是現代國際法問世以來作為調整主權國家間關系的一項重要的習慣國際法，至今仍是國際社會堅如磐石的基礎。美國國內惡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被告，這是國際法所絕對不容許的。中國在本國領土上為識別新冠病毒和抗擊疫情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均為習慣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在本國領土上實施的任何國家行為范疇。任何他國無權說三道四，任何他國法院對此無任何管轄權。

　　二、一國立法無權凌駕于“國家的司法豁免權”這一習慣國際法

　　《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第三部分規定在商業交易、雇傭合同、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知識產權、參加公司或其他集體機構、國家擁有或經營的船舶、仲裁協定的效果等八個方面的司法管轄豁免之例外。但是，迄今只有22個國家批準加入，故該公約未生效。中國已簽署，但尚未加入該公約。美國還沒有簽署，更談不上加入該公約。換言之，目前還沒有任何一項已經生效實施的全球普遍性國際公約規定“國家的司法豁免權”的任何例外。這清楚表明國際社會對于“國家的司法豁免權”例外及其認定條件，遠未達到普遍接受的地步。因此，依據現行的習慣國際法，一國法院無權管轄他國在其本國領土上實施的任何國家行為，依然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

　　美國國內惡訴以其《外國主權豁免法》第1605(a)(2)條(外國政府的商業行為不享受主權豁免)和第1605(a)(5)條(外國政府在美國的侵權或疏忽造成美國個人的人身或經濟損害不享受主權豁免)為所謂法律依據，主張聯邦法院對所謂惡訴有管轄權。應該指出，美方一方面對于《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至今持不簽署、不加入的立場，一方面又以國內立法凌駕于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習慣國際法，縱容本國某些居心叵測之徒提起惡訴，具有明顯的虛偽性。以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名義提起的此類惡訴，將中國在本國領土實施的抗疫舉措肆意歪曲為“商業行為”和“侵權行為”，與客觀事實根本背道而馳。此外，美國有關外國國家因商業或侵權行為在其國內法院不享受主權豁免的立法本身，不應也不可抵觸當代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習慣國際法：一國法院絕對無權管轄他國在其本國領土上實施的任何國家行為。